利邦上尉東印度航海歷險記:一位傭兵的日誌1617-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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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荷蘭東印度公司軍官一起冒險,體驗大航海時代台灣與亞洲各國的風土人情!


.作者對十七世紀的世界風貌提供第一手的真實見聞
.具西部拓荒片的閱讀樂趣,與詳細描述的學術價值
.中文版完整呈現利邦之澎湖與台灣共三章記述手稿共35頁,為首度面世
.收錄50多幀珍貴的十七世紀古圖,另附贈中文版學者繪製之利邦航行路線圖供讀者一起紙上航行
.書中的編者注、邊欄文字以及附圖,由法文版編注者伊弗.紀侯(Yves Giraud)等人所添加
.包樂史(Leonard Blusse,荷蘭萊頓大學歐亞關係史講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伊拉斯穆斯講座教授)撰寫「中文版校注導論」

●內容簡介
一八六五年,瑞士格魯耶區布爾市一幢房子的閣樓中發現了一部厚厚的法文手稿,不知通過何種神秘的管道流落至此。這是十七世紀中葉,有人以非常工整的字體抄寫下了一位傭兵的海上冒險回憶錄,書中真實呈現大航海時代記述者所見的亞洲各國風土人情,精采刺激。利邦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傭兵,親眼見證並寫下當時修築澎湖風櫃尾紅毛城及大員沙洲上小型防禦工事(熱蘭遮城前身)的珍貴第一手史料,這是可靠文獻紀錄下,外來者在臺灣最早的築城嘗試:

「十五日,我和指揮官雷爾松到大員去,準備在那裡蓋一座堡壘。同一天,福朗克(Christian Francois)的船隊出發到漳州去,想再試試談和……二十七日,到了大員,第二天就上岸尋找合適地點,標出堡壘的位置。……隔天,就到目加溜灣和當地居民商談。他們看來很友善,透過通譯告訴我們一切都會順利,而且承諾供應我們一切所需,包括建堡所需的木材。通譯還答應親自帶我們去森林砍伐所需的蘆葦。我們決定和他們合作,送他們幾件衣服作為禮物。」

利邦筆下有十七世紀臺灣麻豆原住民的速寫,還有當時的鹿皮貿易盛況。隨著他的腳步,我們走在荷蘭人在東亞海域發展初期篳路籃縷的歷史中,每個商站的設立過程都一樣,而相同的劇本也不斷重演:登陸新據點,通常是找一個有生產利益或戰略價值的島嶼,快速建立堡壘,保障安全的退路,保護船隻,然後控制當地原住民,並擊退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競爭對手,再開始通商。在這份記述中,不僅看到令人血脈賁張的患難歷險,窺見十七世紀亞洲各國的原始面貌,也幫助我們理解十七世紀的臺灣。

●作者介紹
艾利.利邦(Elie Ripon),瑞士洛桑人。一六一八至一六二六年間,曾任職於荷蘭東印度公司(VOC),在亞洲地區擔任士兵及軍官。

●導讀 /包樂史(Leonard Blusse)
「無錢不使瑞士兵」(Pas d’argent, pas de Suisses),這是一句在瑞士傭兵為歐洲大陸各地廣泛招募的時代,人盡皆知的俗語,當其時,歐洲各邦國間不時交戰,幾無寧日。時至今日,瑞士已因現代化的工業技術與成熟的觀光服務業,名列世界最富有國家之林,然而,回顧數百年前的瑞士,僅是一個由諸多過去互相仇視的小獨立邦所結成的聯盟,只要能獲得合理酬金,這些小邦中老於征戰的青年軍人們,即樂於為外國提供服務。即便是現在,位於羅馬的城邦國家梵諦岡,仍然雇用瑞士傭兵來為自我保衛。

這是艾利.利邦(Elie Ripon)上尉的手稿首度被翻譯成中文面世。一六一八至一六二六年間,利邦任職於荷蘭東印度公司(VOC) ,在亞洲地區擔任士兵及軍官。此人可謂瑞士傭兵冒險家的典範,他很有可能跟當時其他日耳曼地區的青年人一樣,由於家鄉發生了慘烈的宗教戰爭(至一六四八年各國簽署西伐利亞條約才逐漸平息),在動盪中選擇離鄉背井,前往荷蘭謀生。據說,在三十年戰爭裡,日耳曼地區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因為恐怖的戰爭而罹難。

一八六五年,利邦的旅行札記手稿在弗里堡一棟瑞士舊宅閣樓中被人發掘。兩年之後,由當地圖書館書庫典藏。 時光荏苒,在塵封百餘年後,這份手稿又被伊弗.紀侯先生(Yves Giraud) 在書庫中重新發現,並且在一九九三年附上詳細的評論與注釋出版。 可惜的是,手稿中完全沒有提及利邦本人在東印度地區活動生涯以外之事,甚至連利邦的名字都沒有提到,幸好,我們還可以在一小則軼事中,推測出他的姓名。手稿作者敘述某日他因為俯身想去觀察一條黃白相間的不知名小魚,意外地跌進了臺灣島上的一條河中,為了紀念這有趣的意外,他手下的士兵就用他們長官的名字,將這條河命名為:「利邦上尉溪」(la Riviere du Capitaine Ripon) 。既然知道了作者的名字,那麼,我們就可以很容易去確認利邦是否曾如他所自稱的一樣,真的參加、經歷過某些任務。這也使我們得以去復原許多因為使用法語發音與拼寫而有所扭曲的荷蘭人物名稱。

十七世紀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服役的冒險家們,留下了以荷蘭文與德文書寫,為數頗豐的遊記。而這些遊記,也常被能識讀的學者們所評介。儒洛夫.范蓋爾德(Roelof van Gelder) 先生在其關於服役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日耳曼冒險家們之遊記的精彩研究專著中,引用了不下四十七部此類的遊記。 保羅.哈扎德(Paul Hazard)先生,在他關於歐洲啟蒙運動早期階段的專著中指出,歐洲知識階層世界觀的轉變,與這些冒險家所刊行流布的、充滿異國風情的遊記,不無關係。

迄今,關於近代早期歐洲旅行寫作在文學方面的研究,已蔚為時尚,但多將注意力集中於事實與虛構間的關係。結果,學者們的精力多花在諸如偏見、迷思化、(不)可信度,以及十七世紀作者對海外各地社會評介的精確性等主題。其他有趣的主題,還包括這些原始手稿出版時被「改裝」(tinker)的情況。因為手稿到出版商手中時,他們總希望「改善」一下內容,讓讀者讀起來感受更加深刻。恣意妄為的出版商經常要求編者,在原始文本中,任意插入一些較具異國風味的軼事,有時,還會為此,無恥地抄襲他人的著作。 為我們所知的,那部一六五五年荷蘭大使約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出訪中國、覲見中國皇帝所寫的知名遊記,由作者的兄弟亨德利克(Hendrick)所編輯。後者對於出版商范默斯(Van Meurs)所提出的要求,總是不厭其煩地逐一加以辯駁。 另一著例,則是法國鑽石商Jean Baptiste Tavernier的遊記,雖然流暢易讀,可信度卻受到質疑。

艾利.利邦的遊記顯然未如前述那些德文遊記一樣,受到一般慣用體例所加諸的要求與限制。這遊記以一種生動樸實的風格寫就,免除了刻意修飾詞藻之累。甚而,由於此份手稿從來未經同時代編者處理,讀來令人倍覺興味盎然。雖然,當今愛好和平的讀者可能不會很同意,這個坦蕩蕩、橫衝直撞的軍人衷心地告白。他說他很享受當一名戰士的冒險生活方式:「我愛戰爭,勝過和平」(j’aimais mieux la guerre que la paix)

當年招募利邦來當兵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於一六○二年,其主要方針有二:

一、將所有現存經營東亞航運的船運公司結合為一家特許公司,這公司將被賦予所有荷蘭人與東亞地區貿易活動的壟斷權力。由荷蘭共和國聯邦會議所賦予的特權,使得公司有權對亞洲地區的不同統治者宣戰、媾和及簽訂條約,又能對其屬下員工與外國屬民行使司法權。公司壟斷了亞洲各商港與荷蘭間貿易的產品,如香料、絲綢與棉布等等。

二、公司將成為當時荷蘭共和國向葡萄牙與西班牙人爭取獨立的戰略工具之一。在獨立戰爭中,公司也要竭盡全力,不斷地攻擊西、葡人在亞洲的居留地。

英國史學者博克塞Charles Boxer,也就是《荷蘭海上帝國》(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一書(一本詳述荷蘭東、西印度兩公司歷史的著作)之作者,即因為公司扮演了雙重角色之故,順理成章地稱荷蘭東印度公司為「帳冊與劍之公司」。利邦的生涯,或多或少捲入了公司在亞洲出場的第三個十年間的活動,清楚地呈現了前述商業與戰略的雙重目標。在亞洲各地,公司蓋起了高牆聳立的商館,用以保護其貿易品,又於戰略要地建造城池,藉以施行其從原住居民那裡所獲得的壟斷貿易權。為此,公司總是需要調度相當數目的歐洲士兵,以及數量更多的亞洲同盟軍人。根據粗略的估計,當利邦服役時,在東印度公司常駐亞洲的六千名人員中,約有三分之二是軍職,其中,超過半數的歐洲士兵,來自於中歐地區。利邦跟那一小群我們多次從他遊記中瞥見姓名的日耳曼與瑞士軍官一起,被調派到許多不同地區,去解決各種狀況。雖然,在為公司服務的七年中,他造訪過(或應說他宣稱造訪過)亞洲許多偏遠的角落,但我們或許可以穩當地說,他的遊蹤確實貫穿了一六一九到一六二六年間,數個關鍵的歷史事件:如東印度公司亞洲總部在荷蘭人首次造訪爪哇後不久所遭到的圍攻,還有後來的重建;一六二一年公司強加在班達群島上的肉荳蔻壟斷政策;荷蘭人侵攻葡萄牙人居留地澳門失敗,與其後一六二二年到一六四四年夏季,荷蘭東印度公司亟欲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關係,這一注定失敗的嘗試,以及公司日後轉入臺灣的過程。一六二五年,利邦跟手下一群人,駐紮於巽他海峽上一座水土瘴厲的海島上,瞭望著占據附近Lagundi島的英國人,卻差點沒病死。一六二六年,他被派遣到生產檀香木的帝汶島、盛產胡椒的亞齊去執行軍事任務,在乘船回返巴達維亞的路上,幾乎滅頂。後來,他又在巴達維亞當了幾個月的上尉。當他依約服畢役期,便帶著滿身戰鬥遺留的傷疤,還有滿腦子寶貴的回憶,在同年十二月登船返歐。

艾利.利邦並非一開始就在荷蘭簽約當兵。最初,他登上的是在北極海域史匹茲伯根(Spitsbergen)島附近作業的捕鯨船,但獵捕與殘殺鯨魚的駭人景象讓他反感,他誓言不再登上任何捕鯨船,大嘆「我看著這一切前所未見景象,心中唯一的想法是,要是自己在瑞士最高的山上就好了」。 回到荷蘭,他便在一六一八年三月,簽約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傭兵。當月底,他就隨船出航,開始了他前往東亞的八個月航程。通過好望角時,他在那裡見識了一些跟原住民科伊科伊或霍屯督的交易。之後,於十一月四日,抵達了位在爪哇島西端的雅加達的東印度公司商館。總督昆恩開心地迎接他們,利邦與其他士兵立刻領命,增援商館四壁的防衛工作,以禦敵襲。 不久之前,昆恩才剛調派人手、物資、倉儲貨物及補給品,到雅加達附近的這個荷蘭人所保有,剛建立的貿易商館,昆恩當然擔心萬丹蘇丹(亟欲迫使荷蘭人回頭到萬丹),與雅加達當地首領(因荷蘭人突然在他管領的港口大量駐紮)的聯軍,會突然發動攻擊。此外,也擔心英國東印度公司將荷蘭與爪哇間升高的緊張局勢,視為排除荷蘭商敵的天賜良機,加入本地人的一方。

利邦的記載,生動地描繪了此後歷經四個月的圍城戰大小事。在戰鬥中,衝突與喘息被巧妙地連綴在一塊。荷蘭守城軍兩度希望能開城投降,但在圍城軍之間,接連爆發內鬥,阻礙了投降時機。後來,這一被圍的商館,終於受到昆恩總督所指揮的大型艦隊援助,這也是昆恩早先於一月初,乘船到摩鹿加海域求援的成果。在優勢火力下,雅加達的爪哇人市鎮被夷為平地,此後數年,荷蘭人在舊鎮的廢墟中,建造起殖民市鎮--巴達維亞城,也就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十七、十八世紀作為亞洲營運總部的城市。至十九、二十世紀,此地發展為荷屬東印度殖民地的行政首都。一九四五年,印尼宣布獨立,其後,巴達維亞恢復本名雅加達,直到今日,仍為印尼首都。

一年半後,在一六二一年的春季,昆恩總督率領一支由廿一艘船艦組成的大型艦隊前往班達島。按照荷蘭本部公司層峰的指示,他必須征服所有生產肉荳蔻的島嶼,並壟斷全部肉荳蔻的出口。利邦也參與了這次遠征,雖然他把日期完全記錯了--他認為是在九月,他還是把交戰過程寫成一份生動的報告。後來,此一戰役演變成了將所有原住居民驅逐出島的結局。雖說如此,利邦還是將當地的人群、水果、蛇與其他動物做了一番詳細的敘述。

對中文讀者而言,講述利邦參與東印度公司,迫使中國開放市場各戰役的那些章節,無疑是最有趣的。因為此一記載,揭示了澎湖從一六二二到一六二四年受荷蘭占領時的一些新資料。 利邦個人參與了荷蘭在澳門的敗仗,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談判開放貿易被拒後,劫掠沿海的活動。最具歷史意義的,莫過於利邦在臺灣島沿岸建造一座小型木城的記載,以及他遭遇身材偉岸的麻豆戰士的恐怖經驗。麻豆人趁著他跟手下在林中伐木為材時,發動了一次奇襲。一六二四年春,當他與手下從臺灣回到澎湖馬公灣開口處的東印度公司城堡時,又目睹了福建巡撫南居益派兵登陸包圍城堡的戰爭。最具一手史料價值的部分,是關於他個人面見明廷官吏,與周旋於中荷兩軍間的主要使者--支那船長李旦的記載。雖然在漢文的資料,以及保存於海牙檔案館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裡,對於此事的轉折,均有所著墨,但這些史料,均未能提供像利邦手稿這樣個人間的接觸經驗。

根據中方與荷方議訂的條約,荷方必須拆毀澎湖的城堡,遷到澎湖附近的臺灣。藉此,荷方將能在中國主權所屬的領土之外立足,並且與派遣到那裡去的中國商船從事貿易。對利邦這樣的戰士而言,既然和平已經達成,他在臺灣的用途也所剩無幾,他也就寬心地在十二月一日登船前往巴達維亞。

就跟同時代的一些作者一樣,利邦也把一些他所沒有,或幾乎不可能前往之處的遊記,穿插在他的札記裡。他的聖城麥加與亞拉拉山之旅--也就是號稱曾目睹諾亞方舟殘骸的旅程,顯然是自己發明的。另外,他的日本與中國內陸之旅,多少也啟人疑竇。關於所謂「沉默貿易」(silent trade),還有殘忍的亞齊蘇丹,以及中國人口密集情況(利邦還提出自己的解釋)的這些故事,在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人的記載中,比比皆是。更為耐人尋味的是,手稿中存在許多執行陸戰的詳細描述,讓我們獲知許多他所運用的戰術與武器。他執行過一膽大妄為的秘密偵察任務,走陸路從巴達維亞到萬丹,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這位十七世紀叢林「藍波」殺氣騰騰的活動。從他花費不少篇幅述說許多跟亞洲當地人交往的故事這點,以及他甚至會引用他們的語言來看,在社交能力方面,利邦擁有過人的秉賦。

讀者有時會發現,在面對女性時,利邦也有他柔情的一面。他對於那些陣亡萬丹高官遺孀的號泣,寄予同情;又驚訝班達女人們提供情人鴉片,當成春藥;對於亞齊女人被蘇丹下令給大象強姦,他深感驚怖。然而,對於在帝汶島「皇帝」的嬪妃間能四處逢源,他感到十分享受。在澎湖那一段讓我們發現,漢人官員笑瞇瞇地說,他早就把女人藏地遠遠,不讓利邦有機可趁。儘管利邦是一個稱職的士兵,但他當然也是個「壞小子」(mauvais garcon)。可是,當福爾摩沙/臺灣島上村社的頭目,熱忱地讓給他自己的臥榻--就是他房間地板上的床墊,還有幾張鹿皮製的被子,利邦卻回嘴說,要不是他得在行軍中打野舖的話,總希望睡在家裡舒適的床墊上。頭目建議利邦,不妨以本地福爾摩沙的女人來當床墊與鋪蓋,利邦又回嘴說,那樣的床墊,他也睡不慣。

利邦的歷險記,讀起來彷彿一本配滿插圖的小說,述說著大男人莽撞又毫無顧忌的放肆胡為,對於所受的苦遇,蠻不在乎。在利邦看來,士兵這個工作本來就有很多值得一探的危險跟際遇。他對殺死爪哇敵人,又割耳帶回以證軍功一事,毫不遮掩。當他在亞齊擔任顧問的任務結束,利用所謂「許可私掠」(privateer)的理由,也親自幹了一回海盜,把一艘葡萄牙小商船上的船員,殘殺到僅存一人。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竟然沒有在他發出警告之後就立刻投降交貨,反而大膽回擊。

是否因此就說利邦是一個道德淪喪的傢伙?他可能有點不道德,但還不至於反道德。他決定讓另一艘葡萄牙船上被俘的船員活下去,就是因為他們真的好好投降。他體恤手下士兵,又蔑視那種不顧手下生命安危的上級,例如他自己的同胞--瑞凡上尉在攻擊澳門時的表現。他也蔑視虐待、苛待士兵的馬丁.宋克--他是最不得人心的福爾摩沙長官。事實上,利邦根本拒絕繼續擔任宋克的手下,而且,在他回到巴達維亞後,他向卡彭提爾總督直言稟報自己對原本上級的惡感,從未噤聲縮舌。從公司與他本身的記載,我們知道,利邦也曾擔任巴達維亞城的市政法庭承審官,同時,他又是教務評議會的一員。換言之,雖然他被同時代之人看成一介武夫,也無損於他身為一個市民的尊嚴。

我們應該從何種角度來閱讀利邦的遊記呢?這樣的文本,可能會被歷史學者、人類學家拿來注釋與分析,這些人喜歡對其中歷史的或非歷史的事實,做出種種評論。但我會建議,從別處下手。依我的方式,可能要先有一些歷史想像能力,說不定,享受利邦文本最佳的方式,是把自己想像成他十七世紀同伴中的一員,跟著他一起前往遠方的異國。在那裡,他見到許多人,形形色色、各有不同的風俗習慣,但都在那些人生無法不面對的事情上,坦率自然、毫不做作地面對著他。這點可能是他作品最為吸引人的特質:無論面對怎樣的人,利邦都毫不靦腆。他嘗試去引發對話,並與他者坦誠相待,不帶偏見與優越感。一名漢人跟他混熟了之後,告訴他說:「Lou ho bey orspaniar omho」(你是好人,西班牙人不是),他顯然是十分愉快地被逗樂了吧。


●導讀者簡介
包樂史(Leonard Blusse),荷蘭萊頓(Leiden)大學歷史學博士,萊頓大學歐亞關係史講座教授、印尼史教授;中國廈門大學東南亞史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伊拉斯穆斯講座教授,日本東洋文庫會員,歐洲科學會(Academia Europea)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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